宋朝的殿试最初是淘汰制的，直到宋仁宗时期才发生变化，殿试只排名不淘汰。原因很搞笑，有个落选的家伙，投靠了西夏，成了李元昊的“诸葛亮”，把大宋打得很狼狈。
此人就是张元
嘉祐二年三月，宋仁宗亲试礼部奏名举人，进士、诸科共八百七十七人获赐及第或出身。
朝廷同时定下一条新规，凡已进入殿试者，不再黜落，只排等第。此前一个举子即使通过州试、省试，走到皇帝面前，仍可能被最后一道门槛挡回去。
到这一年，皇帝把这道门槛撤了。
张元的名字没有写进诏书，却一直悬在这项制度变化旁边。殿试原本就是皇权加设的一道关。开宝六年，宋太祖在讲武殿复试贡士，目的很明确：礼部取士不能完全由考官操纵，最终裁决必须回到皇帝手里。
问题也随之出现。
省试已经完成大规模筛选，殿试再淘汰一批人，皇帝便从最高授官者变成最后淘汰者。
一个读书人能闯过地方和中央考试，却在天子面前被否定，这份失败不再只归于考官，而会直接落到皇权头上。
张元正好踩中了这条裂缝，他屡困科场，具体应试次数各书记载不一，但长期未能取得宋朝官身可以确认。后来他与吴昊转入西北，投奔党项首领李元昊。
此时的西夏正在摆脱宋朝册封体系，元昊于宝元元年称帝，改元天授礼法延祚。张元没有凭几句话造出一个西夏帝国，他的价值在另一处：熟悉宋朝制度、边防和士大夫语言，能把中原知识转成西夏可用的谋略。
这种转化很快进入战争。
康定元年三川口败，庆历元年好水川败，庆历二年定川寨再败，宋军西北防线连续震动。韩琦、范仲淹、夏竦先后参与陕西经略，朝廷增兵、筑寨、转运粮饷，财政压力迅速上升。
张元并非三场战役的唯一策划者，元昊也有成熟的军事集团，可一个在宋朝科场失意的汉人，确实被西夏吸纳进决策层。
科举失败第一次以边境代价回到汴梁。
宋廷对张元的愤怒并没有立刻变成制度改革。宋夏议和在庆历四年前后落定，殿试免黜落却到嘉祐二年才正式形成，相隔十余年。这个时间差很重要。
朝廷若只为防一个叛逃者，早在战事最紧时便可改制；推动变化的，还有越来越多进入殿试的寒士被最后淘汰后，无钱返乡、滞留京城，甚至投水自尽。张元把风险放大，贫寒举子则让风险变成日常。
北宋科举规模不断扩大，皇帝又刻意削弱门第对仕途的控制。
地方士子跋涉数千里入京，盘缠、住宿、纸墨都要花钱；省试中选后，他们已经被国家承认一次。殿试再按二取一、三取一的比例黜落，留下的不是普通落榜者，而是一批被国家筛选到最后、又由皇帝亲自排除的人。
人数越多，怨气越难被当作个别人的失态处理。
仁宗朝还发生过另一件事。
四川一名老举子落第后作诗，劝成都长官据剑门、烧栈道，割据一方。地方将他押送上报，仁宗没有重刑处置，反而给了司户参军一类小官，把人调离险地。这种处置与嘉祐二年的改革用的是同一套办法：对危险言论保留警惕，同时给失意士人一个可进入官僚体系的位置。
宋朝没有放松控制，只是开始减少把读书人推向绝路的环节。
殿试免黜落以后，竞争并未消失。
名次仍决定及第、出身和授官起点，状元与末名之间差距很大。改变的是失败的性质。
省试承担资格淘汰，殿试承担皇帝排序；进入宫门的人，原则上都能得到名分。皇帝不再亲手制造彻底的出局者，反而通过唱名、赐第，把这些人统一变成“天子门生”。这项安排比单纯扩大录取更有政治分量。
张元因此成了一个极不体面的制度提醒。
他投奔西夏，参与敌国谋划，责任不能推给科举；可宋廷也无法回避另一件事：国家花费多年筛出的读书人，一旦在最后一步被全部否定，他们携带的知识、怨气和行动能力不会同时消失。
张元去了西夏，另一个四川举子把割据写进诗里，还有更多寒士困在汴梁街巷。制度面对的从来不是一张落榜卷子，而是一群已经被训练成政治人的失败者。
嘉祐二年的改革很冷静。它没有奖励张元，也没有替叛逃者翻案，只是把一次边境教训转化成内部规则。宋朝仍然重视选拔，却不再让皇帝承担最后淘汰的全部仇恨；仍然允许名次拉开差距，却给每个进入殿试者留下最低限度的官身。皇权从“最后否定者”退到“最终授予者”，科举才真正成为吸纳士人的机器。
此后，殿试只排名、不轻易黜落逐渐成为定制，并被后世王朝继承。
张元没有为天下士子争来恩典，他只是证明了一件让宋廷难堪的事实：被制度选到最后的人，最危险的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被公开承认过，又被公开抛弃。
嘉祐二年撤掉的那道门槛，保住的不只是几个落第举子的归途，也保住了皇帝与士人之间最后一层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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